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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活着》了不起的知青丁尚彪

楼主: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时间:2019-11-16 16:54:44

这位普通的知青爸爸虽然没钱,但用15年的异国打拼,实现了女儿的梦想,感动了全日本!

纪录片:含泪活着(上)


纪录片:含泪活着(下)


了不起的丁尚彪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这是上海的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亲丁尚彪、母亲陈忻星、女儿丁琳

丁尚彪,这个名字在我们此次的采访中多次被受访者提及。的确,他可能是留日打工者中最有名的上海人了。


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个为供女儿到美国读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爸爸。他和家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老丁,听他道出了纪录片之外的许多往事细节,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认知。 


在纪录片中,老丁坚韧、勤恳而低调。而在采访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愈加丰满。老丁有梦想,也能面对现实;有魄力,更有执行力。套用沪上某知名论坛里对他的评价,老丁是个“模子”。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纪录片《含泪活着》让许多人记住了为供女儿到美国念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爸爸丁尚彪。


2004年,看到留美的女儿即将顺利成为一名医生,老丁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又过了10年,老丁和他的家人怎么样了呢?最近,记者联系到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他,听他讲述了纪录片背后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近况。


“那部纪录片,我们看了都掉眼泪水。他在那里的日子,给我们待在日本的人看了,也觉得是老艰苦的。当时老感动的,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我小孩去看,我会跟他讲,你不要去判断是非对错。作为一个爸爸来讲,他是为了自己小孩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老清爽自己在做啥。”


“他女儿蛮争气的,复旦附中毕业的。我想知道他们一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在这个专题的采访过程中,有好几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丽玲历时10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含泪活着》。片中的主人公丁尚彪是一个上海男人。1989年,他告别妻子和女儿,举债赴日留学,后来为生存所迫,从北海道辗转至东京,成为一名非法滞留者。为了让女儿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留学美国,他节衣缩食,一天打好几份工,15年间从未回国。 


纪录片围绕着两段短暂的相聚展开。丁尚彪与家人分别8年后,女儿终于如愿考上美国的大学,在东京转机时可以和父亲相聚15个小时。临行前,母女俩在狭小的房间里整理行李,往箱子里塞了一大包带给老丁的牛黄解毒片。老丁见到女儿,脸上含着笑,接过大箱子,对女儿看了又看,用上海话说:“侬比妈妈高了哇?头发白脱了嘛!到了那里要好好减肥了!开过双眼皮了嘛?”……一家三口分隔在三个地方。又过了5年,老丁苍老了不少,牙齿也脱落了。妻子在被拒签11次后,终于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也决定趁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丈夫相聚。离开上海前,素来节俭的她特意做了套新衣裳。而在东京的老丁则忙着把简陋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拿出了珍藏多年、结婚时妻子亲手缝制的枕套。相聚时,13年没见的夫妇俩相视而笑。他们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又在分别的那一刻潸然泪下。 


这部纪录片用真实的镜头和朴素的话语打动了观众。2006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2009年被搬上日本大银幕,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声势盖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高居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2012年,片子曾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得以与上海观众见面。 


纪录片结尾,女儿在美国学业顺利,即将成为一名医生。2004年,老丁登上了离开日本的飞机,眼含热泪,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如今又过了10年,丁尚彪和他的家人怎么样了呢?


网络上关于他的信息停留在几年前,据说他和妻子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几番搜索下,记者看到一篇同名作者最近为美国华文媒体撰写的文章,名叫《高原雪域觅仙境》。作者讲述了今年夏天回上海探亲期间去西藏旅游的经历。文中所提到的作者年龄亦与丁尚彪相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通过这家媒体联系到了他,正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丁尚彪。他欣然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约定的通话时间是纽约当地时间晚上11点,丁尚彪刚刚下班回到他在法拉盛的家中。我们聊了4个多小时,他几乎是一口气讲述了纪录片背后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自己的近况。 

“日本马路上可以捡彩电
”吸引了我

从纪录片中我们了解到,当年丁尚彪在上海花5角钱买了一份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招生资料,由此踏上了去日本的人生旅程。然而在纪录片背后,他为了获得这个留学机会所遇到的曲折,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可以说,这个机会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赴日留学热潮方兴未艾,几乎每个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跃跃欲试。当时,丁尚彪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也有朋友鼓动他:“一起到日本去吧!”刚开始,他是有些犹豫的。


丁尚彪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就去安徽淮北的农村插队落户了。1981年调回上海后,他从炊事员做起,一点点做到后勤股股长。 


在下乡插队时的丁尚彪与陈忻星

多读点书,可以说是他的夙愿。回城后,他几乎每晚都是在夜校中度过的。“当时,厂里对青年职工进行'双补’,补习文化和技术。很多人读到一半就放弃了。我从初中一直补习到高中,后来又读了上海市电视中专的行政管理专业。单位一共有19名中层管理人员去参加学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了。” 


但是去日本留学毕竟是件大事。“我有过插队的经历,不想再吃'二遍苦’。再说,我那个朋友是单身,我已经有家庭了,女儿才刚上小学。” 


然而朋友到日本后给他写的信,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说,日本人不要的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就丢在马路上,拾了就能用。这对我诱惑太大了。当时在上海买国产的金星、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去闯一闯。” 


他是这样考虑的:“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性质的,在上海只能算是'三等公民’。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在单位做到中层干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说老实话,当时感觉在国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前途了。再说,我蛮喜欢看历史的。我看到周恩来、鲁迅、郭沫若都去日本留过学,所以很想自己去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 


“去日本我有两个打算:一个是读点书,争取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一个是赚点钱,给家庭一条出路。”抱着这样的想法,丁尚彪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了。那是1988年,他34岁。 


不巧的是,那一年由于赴日热潮太过汹涌,留学中介和语言学校中出现了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日本政府见状,收紧了入国规定,大批报名材料被退回来,但大笔的报名费却一去不回。上海数万名报名者无处追讨,只好成群结队地跑到日本领事馆门口要求退款,把淮海路都堵住了。从那以后,办日本留学就有点难了。 


在那个信息交流尚不发达的年代,丁尚彪常跑去瑞金路、复兴路附近的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打探消息。“那里相当于一个留学信息集散地,门口整天有人在交流。”他回忆说,“每当看到有人签证签出来一脸开心的样子,大家都会很羡慕,然后围上去问他抄语言学校的地址。因为既然他签出来了,照上海人的说法,这家学校肯定是'正宗’的。”每次要到地址,丁尚彪一回家就给这些学校写信,但申请都被退回来了。“30岁以上的人,日本学校基本不收。” 


正是在那里,某天有人在门口兜售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招生资料,丁尚彪花5角钱买了一份。拿回去一看,这所学校因新开校急需招生,学校免费提供保人。而且跟其他语言学校不一样,提出了签证到手再付学费的新招。 


这些优厚的政策对于丁尚彪来说无疑是诱人的。问题是北海道阿寒町在哪里?这所学校到底怎么样呢?“我对北海道一点概念也没有。唯一的印象就是电影《追捕》,逃犯逃到北海道去,连警察都抓不到他,感到那里很荒凉。” 


家住杨浦的丁尚彪跑到区图书馆里,查询有关阿寒町的资料,没查到。又托朋友帮忙,跑到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室里去找,终于从《日本地名辞典》中找到了阿寒町。他还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北海道后写的游记中了解到,那里有日本机械化开采程度最高的煤矿——钏路炭田,还有旅游胜地阿寒国立公园。“我心想,既然是旅游胜地,说明是个好地方。既然有煤矿,那至少可以去挖煤。——留学要借很多钱,我肯定是要打工还债的。”丁尚彪说。 


他给阿寒校写信,很快得到了回复,让他寄护照复印件和存款证明过去。没想到在申办护照时,受到了单位的刁难。“当时办护照需要单位保卫科盖章。单位得知我有出国的意向后,马上解除了我的职务,叫我去建筑工地干活。我提出自己是后勤出身,想回食堂做炊事员。但领导说不可以:'你要去日本扒分,先去现场锻炼一下也好嘛。’非但如此,领导还要我把读夜校的培养费全部'吐’出来,不然不给办护照。为了不耽误申请护照,我只好一次性交了278元,那是我将近3个月的工资,而且是全公司绝无仅有的退款。” 


直到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丁尚彪仍有几分介怀。“想起这些我还是很气。”他说,“反过来讲,这也是促使我去日本很大的动力。当时我觉得一定要争这口气。” 

一连串国际长途
争取到的留学机会

一气之下,丁尚彪办了半年留职停薪,开始一门心思为留学日本奔走。然而由于之前的留学乱象,申办护照也变得困难了。他几乎每天都去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问情况。与此同时,他想找到和他一样申请飞鸟学院的人,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他在该中心和九江路、汉口路附近的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口张贴了寻找校友的广告:“申请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同学,请跟我联系”。


广告一贴,不光是申请阿寒校的同学,许多想到日本去的人都找上门来了。“还以为我是阿寒校驻沪招生办的老师呢!”丁尚彪笑着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上海所有申请阿寒校的同学我都联系上了。总共有30多个人,一个团体形成了。”


大家怎么和日本方面联络,在留学这件事上有所进展呢?这时,丁尚彪展现出了组织和沟通能力。由他牵头,把散布在上海各处的同学分成了几个大组。“比如南市区和卢湾区的一组,静安和普陀的一组,杨浦和虹口的一组,每个组都有一个组长。”为了尽快得到日本方面的消息,他和组长们几乎每个月都到南京路外滩的电信大楼给学校打国际长途。电话费大家“劈硬柴”平分,由组长分头收取。 


当时阿寒校负责与中国同学联络的校长名叫王殿铎,是一位在中国长大的残留孤儿。经过与他商讨,学校同意采取“倒签证”的方式:同学们把报名表寄过去,先由日本法务省审批后他们发签证。他们拿着签证去上海市公安局办护照,再拿着护照到日本领事馆办正式签证。 


那段时间,丁尚彪在家没事就翻看那份用5角钱买来的学校资料。“上面有你们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一排平房。看的时候心里好向往它,感觉就好像看到革命圣地一样。我以为只要到了那里就成功了。我在上海已经跟单位闹僵了,如果去不了的话工作也丢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感谢那所学校。” 


经过好几个月的奔波,1989年4月,签证终于出来了。“王校长在电话那头报名单,他报一个,我在表格上勾一个。我们那批学生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5岁,正好拦到我。几个年纪比我大些的大学老师没有签出来。”丁尚彪回忆说,“听到签证出来的消息,我们几个在电信大楼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后来见到王校长,丁尚彪曾问过他,为什么学校把招生年龄拦到35岁。“他说,因为每次都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交待的事情我都能办好,所以对我印象特别深。本来北海道入管局对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在30岁,是他特意争取把上限抬高到了我这个年龄。” 


拿到签证后,就该筹措学费了。半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押金等费用,总共是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也相当于丁尚彪15年的工资总额。“筹足这笔钱是最难的事情。”他说,“只有向亲戚借,朋友都不敢借给你。我从来没问人家借过钱,从安徽回到上海以后再困难,也是和太太两人自己克服一下,生活上节约点。现在一下子开口问亲戚借一两千块,谁见了都怕你,真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就这样慢慢地把钱全都凑齐了。” 


寄学费的时候,丁尚彪把所有同学都集合起来。“因为开一张支票,手续费要三四百块。如果大家的学费都开在一张支票上,手续费平分,每个人都能节约掉一笔开支。” 


他办事很周到,连留在上海的家属们都想到了。临行前,他特意按照录取名单,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转了一圈,把每个同学家都走访了一遍。“我插队落户过,知道与家人分离的滋味,所以想把在上海的家属组织起来。以后家属之间可以相互走动,互通信息,这样更放心些。” 


1989年6月,丁尚彪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踏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不知他当时有没有回想起在家翻看学校资料的情景,心里想着“终于要去北海道念书了,就要成功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 

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还记得当年刚下飞机、初到东京时的情景:“我一个人站在大街上等朋友下班后来接我,身旁是两个大箱子。街上的行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日本女人怎么都这么美?像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样。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她们出门前都习惯化妆,当时中国女人是不太化妆的。”


他在街头坐了四五个小时,朋友才下班匆匆赶来。两人赶了很远的路回到朋友住处,聊了一夜。距离阿寒校规定的报到时间还有近一个月,丁尚彪决定先在东京打工。“在国内欠了那么多债,既然提前出来了,我急着想要赶快还钱。”


第二天一早,朋友带他去找工作,中午请他吃饭。“吃的是650日元一份的炒饭。一个大盘子上,只有一小碗饭倒扣在上面,却要差不多40块人民币,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我又心疼又觉得不够吃,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恨不得把碗也一起吃掉。” 


他找到两份洗碗的工作,一个月里挣了16万日元。赶紧寄回去,叫太太先把一部分的债务还了。 


7月10日,丁尚彪来到东京羽田机场与其他同学会合,一同搭乘班机飞往北海道。飞机在钏路机场降落的时候,透过舷窗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和绿草如茵的牧场,简直可以用“风景如画”来形容。同学们一出机场就看到了老师们挂出的欢迎标语。 


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村里有近百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周围只有十几户居民,老人和儿童各占一半,青壮年都在外面谋生。煤矿已经关闭了。 


按照当地的设想,是想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建立中国人居住点,为这个地区注入新的活力。学校把一所废弃的中学改建一新,设立了集体活动室、浴室,连理发转椅也给配上了,还专门从横滨请来一个福建人当厨师,给学生们烧饭。町政府对学校很重视,町长、教育长、警察局长等头面人物都来参加了学校的欢迎会。记者接二连三来采访,北海道的这所学校一时间在日本家喻户晓。 


7月的北海道正值盛夏,中午热得只能穿一件衬衫,可太阳一落,穿上毛衣还是觉得冷。看着阿寒校,日本人的心里热乎乎的,而中国学生的心却像夜晚的气温降到了零点。“我们一到学校就听说,比我们提前一个月过来的学生里,已经有两个南市区的同学逃走了。原因是学校不给打工,又地处穷乡僻壤。”丁尚彪说。 


没过几天,一个本来在大专当老师的同学也决定逃跑了。“他和我一样先去的是东京,比较下来,觉得在这里没法打工还债。”剩下的同学与学校交涉,提出不打工的话没法生存。但学校表示,按照入管局的规定,他们前3个月不准打工。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同学们很着急。丁尚彪说:“每个人心里都急吼吼的,想要快点赚钱把债还掉。这让日本人很不理解:区区42万日元学费竟然会让这群中国学生无法安心学习?他们确实无法体会我们的心情。” 


上完一星期的课,到了周末,包括丁尚彪在内的七八个同学决定集体出走了。那天上午,有三个同学搭上路过的车子,顺利逃跑。丁尚彪等人则被闻讯赶来的老师“抓”了回去。 


到了晚上,他和另外两个年龄大些的同学决定再次“逃亡”。外面下着小雨,他们打了个小背包,顾不得带伞就冒雨出发了。“我们吸取了白天的教训,只要一看到有车经过就趴到路边的草丛里,就跟电影《平原游击队》里一样。走了一段时间,突然有辆车子在我们附近停下来。只见王校长从车子里走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周围就是黑黝黝的原始森林,马路边上写着'熊出没,注意’的警告牌,确实很危险。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拄着一根木棍,准备随时跟扑上来的野兽搏斗。” 


王校长喊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丁尚彪等人只好从草丛里站起来。北海道的夜晚很冷,王校长把他们叫进车里,详细地询问了情况。这位出生在中国的校长既希望留住这些学生,又对他们的想法感到很理解。最终,他决定送他们一程。 

“他把我们一直送到阿寒町,在那里沿着一条公路一直走,就能到达钏路坐火车。告别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说。’我们都很感激他,和他拥抱后才继续上路。” 


他们三人一直走到天亮,才到达钏路市的火车站。丁尚彪回忆说:“跳上火车,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们简直要晕倒了。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放心了,知道'逃亡’成功了。等到达东京的时候已是晚上,从上野车站出来,一片灯红酒绿、繁华的景象,跟北海道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第一批“逃亡者”离开北海道后,剩下的同学读了半年书,在拿到下半年的签证后也纷纷“逃亡”。他们到了东京、横滨、大阪,最后都“黑”了。王校长也辞去职务回到了横滨。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个人。 


丁尚彪后来在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北海道大逃亡》中这样写道:“阿寒町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学生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文化、经济落差的强烈冲击下,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思维意识中化为泡影。”在文中,他给自己化名为“吴柿香”——“吾思乡”的意思。 


当年,NHK电视台曾在全国连续报导大逃亡的经过,有记者采访后说:“在号称最先进的日本国土,竟还有一块连具有世界公认生存能力强的中国人都不愿呆下去的地方!我要呼吁政府重视北海道的开发。” 


15年后,丁尚彪在离开日本前,特意回到北海道阿寒町,在这个开始日本旅程最初的地方,面对当年的校舍,一身正装郑重地鞠了三个躬。他告诉记者,二十多年来,他和王校长一直保持着联系,在上海、美国也经常通信、打电话。 

我心想在国外不能浑浑噩噩,
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

在丁尚彪就职的工厂前,有组织打出的“排击外国非法劳动者” 的口号,不过他还是很乐意到这幅标语前拍照留念。 

为了多存些钱供女儿念书,丁尚彪在日本过着节俭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他的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他自学日语和技术,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他业余为当地的华文报纸投稿,一放假就到各地旅行。他还积极参加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想要融入社会。 


“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的。”他说,“我觉得到了国外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除了赚点钱回来,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不是一开始就想“黑”的

“到东京后,我不是一开始就'黑’的。”丁尚彪说。


他托朋友帮忙,更换了东京的保人,又申请新的语言学校,缴了20万日元的学费,原准备在东京边打工边读书。“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到一家办公楼倒垃圾;9点半到12点半,去饭店洗碗;下午在学校上课;学到傍晚5点,再到另一家饭店洗碗,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就这么开始拼命了!”


为了早点还债,丁尚彪一天打三份工。这样一来,进了教室就打瞌睡。老师讲的内容一句都听不进去。“最重要的是心不定,担心半年以后签证不能续签。”他说。 


眼看着签证即将到期,坏消息传来,比他早去申请的同学都被拒签了。“凡是从北海道逃出来的,一律不许续签。有两三个同学后来'改邪归正’回到北海道,校长特意带着他们去札幌申请续签,仍然没有通过。”但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并且打定主意,如果通过的话,今后就少打一份工,好好学习。 


“我记得那是11月29日,语言学校派了一个老师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早就去入管局排队了。”位于东京皇居附近大手町的入管局,对于所有留学生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那里灰色的水泥墙面,黑洞洞的大门,排列整齐的窗户,透着一种庄重、冷峻的气氛。外国人的签证处在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有几排像医院候诊室似的长条木椅。入管局的官员们一脸肃穆地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 


“申请递进去后,签证官就是不受理,等到最后才接待我们,在我们的护照上敲上了拒签的章。女同学一看就哭了,而我看着签证官的脸,心里想:你不给我签证,我索性不走了。老师请我们吃了饭。回到学校,我们和教室里的同学们说再见。大家都围上来问我今后怎么办,还提醒我不要声张想'黑’掉的事情。我在语言学校的最后一堂课,就这么结束了。”丁尚彪的叙述中,透着几分遗憾。 


他开始更加卖力地打工了。每天早上四五点出门,到高田马场去。那是位于新宿区的一个车站,附近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每天都有建筑公司开着面包车来找劳务工人。“看你身体好,就拍拍你的肩膀,让你上车了。搭脚手架、挖泥,工地上什么活我都干过。”丁尚彪说,“我在那里碰到好多从北海道出逃的同学,大家都'黑’了。” 


因为干的是最危险、最脏、最累的活,建筑工人的报酬是1000日元每小时,比在饭店打工赚得多。“而且一天的活干完,老板当天就会把工钱包在信封里给你。看你要是干得好,就叫你第二天早上8点直接来工地。这样我就可以稍微晚点出门了。” 


半年里,丁尚彪打工赚了96万日元。他生怕自己被警察抓到,把钱全部寄回家里,终于把债还清了。“剩下来的钱作为生活费,太太、孩子应该能用用了。”他心想。 


除了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丁尚彪还去烧烤店里洗碗。“这样一天就好赚1000块人民币,在中国的话要干10个月。那种心情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100万日元,200万日元……我不停地工作工作,赚到的钱越来越多,等赚到500万日元以上,已经麻木了。对于'黑’这件事,也麻木了。” 


后来,他换了工作,白天到工厂上班,晚上去饭店打工。两边都管饭,一个月能存下3万人民币。

我不希望自己的困境
出现在女儿身上

看到自己在日本求学无望,丁尚彪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其实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很关心女儿的学业,为此还放弃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我一直很想读中文专业。'双补’到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想读电视大学的。但是当时女儿刚读小学1年级,如果我每天晚上去上夜校的话,就没法辅导她功课了。所以后来我选了电视中专,课程就开在上级公司里。”


每天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在丁尚彪的叙述中平凡而温馨。“吃好晚饭,我先让女儿看会儿'米老鼠和唐老鸭’,自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妻子则忙着洗碗、洗衣服。等看完电视,我就开始给她复习功课了。我买了同步的数学、语文教辅材料给她做,每到星期天还自己给她出卷子。所以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去日本的时候,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已经是少先队大队长了。我觉得可以放心走了。我宽慰太太:'不用怕,小孩的学习不用你操心了,她已经掉不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女儿考上了区里的重点中学建设中学。丁尚彪跟太太说:“小孩有培养前途,我在日本挣钱,就等着她考好大学了。” 


他打定了主意,今后一定要送女儿出国念书。“我想到了自己来日本前为了筹钱求爷爷告奶奶的那种困境。当时国内的经济水平不高,我心想,假如自己家里有个在海外的亲戚,稍微接济一点就渡过难关了。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着急打工赚钱。在北海道把语言念完后说不定能考上大学。所以,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海外。现在我既然在日本,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女儿考上去,就可以在海外发展了。”这是一个普通人很实在的想法。他把在日本的艰苦生活,看作是“天时地利人和”。 


女儿的中考志愿,是他打国际长途指导女儿填写的。日本的电话磁卡1000日元一张,没打几分钟就用完了。但有人制作假卡,在旧卡上加磁,如此一来能打很长时间,在日本的外国人中间很“流行”。“这种假卡都是伊朗人在卖。我买了一大沓,像扑克牌一样。夜晚东京的街头,电话亭全部都被想家的外国人'占领’了。” 


为了今后便于出国念大学,丁尚彪让女儿把所有的志愿都填上高中。至于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附中。他解释说:“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那批知青里有20多个同学是复旦附中的,特别优秀。我空下来的时候,想的是到哪里去买块肉,或者找人吹吹牛,而他们则把农村当成了学校,有空就聚在一起讨论这道数学题怎么解,或者一起打排球。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当时,女儿的学习成绩在年级里处于中上水平,有直升本校的希望。“但是我跟她说:我们不要直升,拼一下。”丁尚彪这样帮女儿分析:“杨浦区有4所重点中学。每个班前10名大多数选择直升。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学生都被本校拿走了。剩下来的学生最高目标也只是进入本校,复旦、上中这样的学校不大敢填。既然没人敢填,那你就填。” 


他让女儿轻装上阵:“我跟她说,不要有思想负担,考得上考不上,跟你没关系。哪怕考不上,随便进个高中,混三年再说。反正三年后就准备出国留学的。”最后,女儿以全校最高分,顺利考上复旦附中。 


至于申请留学美国,是丁尚彪从广播里偶然听来的。刚去日本的时候,由于报纸、电视看不懂也没时间看,他花3万日元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8点半”栏目。“女儿13岁生日的时候,我提前给电台写信,希望给女儿点播一首歌曲。生日当天,女儿叫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家里吃饭,电台里播出了我给她点的歌。我们在两地都同时录了音。这件事情她到现在还记得。” 


只是在日本收听国内的节目信号不大好,有时会串台。“这一串,就串到了美国之音。有天我碰巧听到在播一个讲座,叫做《留美14步》。因为听得不是很完整,我给香港的美国之音办事处写了封信,请他们帮我把讲稿寄来。看了讲稿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申请美国留学,不一定要通过中介机构。我马上把材料复印后寄回去给女儿看。” 


按照“留美14步”的建议,女儿高二考出托福,马上申请了20所大学,仅报名费就花掉二十多万日元。女儿走的每一步,丁尚彪都花了一番心思。“报名费是我特意在日本跑到花旗银行去开的支票,为的是让学校知道我女儿的爸爸在日本。”最后有4所学校寄来录取通知书,他们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因为听说杨振宁在那所学校任教”。后来到美国后,丁尚彪还特意去看过这所女儿的母校:“我在物理系大楼里,见到了杨振宁教授的照片。” 

丁尚彪女儿医学博士毕业

虽然在日本是黑户口,但丁尚彪每年都自己报税。他坦言,报税有几方面考虑:“一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好人。我看到报纸上写,警察、官员都是靠纳税人养活的。那么我想万一被抓到了,税单说不定可以派用偿。我还真的被抓过一次,警察看了我随身带的税单,竟然放我跑了。他说:'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第二,我考电焊工、吊车工等执照需要身份,报税后我可以办一张外国人登陆证,凭这个去考执照。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女儿读书需要经济担保人,必须要有证明。我请单位给我开了年收入证明,加上税单,请翻译公司翻译,再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办了公证。因为我没有身份,不能够自己去办理。为了女儿去美国,我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当时我们还同时申请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结果,加拿大最早被拒签了,反而美国成功了。” ]

每到一个新地方,
我就想要融入它

为了多存些钱供女儿念书,正如纪录片中所展现的那样,老丁在东京过着节俭的物质生活。在10平方米的蜗居里甚至要用塑料袋接住洗澡水,然后倒入下水道。但与此同时,他的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


“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的。”他说,“我觉得到了国外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除了赚点钱回来,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一上地铁就自学日语,周围的日本人都是老师。他曾计划考出日语1级,好上日本的电视大学。“但是日文读到后来,有的语法我理解不了,身边的日本同事也解释不来。我跑到语言学校去问有没有夜校或者周末班,对方说没有。我晓得我没法读下去了。” 


他转而靠自学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比如说电焊工、气焊工、铲车工、吊车工、清扫工,这样在找工作时能更有优势。那份工厂的工作,他做了12年,到后来已俨然是厂里的技术中坚力量,与厂长也结下了友谊。“我们关系很好,我还到他在福岛的家中拜访过。”他说。 


尽管是黑户口,但他并没有因此与他人隔绝、躲躲闪闪。“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想要很快地融入它。我居住的社区搞町会活动,我都会去参加。日本的町,相当于我们的居委会。每到赏樱花的季节,老头老太都出来了,在草地上赏樱花,唱卡拉OK。区长、议员都会来参加,当区长搂着老太太拍照时,我也凑过去跟他合影。” 


他还为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牵线,做过红娘。“我参加了很多中日友好团体的活动。有些朋友跟我诉苦,说在日本找不到女朋友。我说,你多去参加参加这种活动不就好了吗?参加这些活动的日本女孩子肯定是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我还特意牵线搭桥,给他们介绍过女朋友。” 


每到放假,他就出去旅行,把日本转了个遍。“因为我想,等我离开日本后,就没机会再来了。” 


他还积极给当地的中文报纸投稿:“日本有一份著名的中文报纸叫《留学生新闻》,一个礼拜出一份,我经常看。有次报纸组织免费观看电影《菊豆》的录像,请我们看完写一点观后感。我写了寄出去,没想到发表了。我这种小学生水平写的文章也能发表,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经常给他们报纸投稿。” 


丁尚彪把自己“北海道大逃亡”的故事、如何培养女儿的想法一一诉诸于笔端。他说:“一般的黑户口可能不愿意写文章,觉得丢脸,但我觉得自己又不是偷又不是抢,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电话里,丁尚彪很少对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发出感叹。不过在当年投稿的一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漫长的10年过去了,终年的劳累使我过早地衰老。仅仅40多岁,发白了,眼花了,牙掉了。10年里,我没给86岁的老母端过一杯水,没给朝思夜盼的妻子一个甜蜜的吻,和女儿分别8年后在日本见面,父女相见不相识,而且只有短短的15个小时。人生呵!能有多少个10年,能有多少青春年华,又有多少年在人间……” 


正是给报纸投稿的经历,让纪录片导演张丽玲关注到了他。丁尚彪回忆说,张丽玲通过报纸主编赵海成找到他,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当时他并没产生太多顾虑。“她保证不对我在日本打工造成影响。还说,很想把我们这代人在日本奋斗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这句话我听了很感动,觉得那就拍吧。再说,当时纪录片的几个主创都有自己的工作,拍片是业余爱好,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我心想自己拍照还要买胶卷,有人帮我拍,留作纪念也蛮好。而且他们经常回中国,我可以托他们带些录音机、电饭锅之类的东西给家里。” 


没想到摄制组执着地跟拍了10年。“我太太和女儿觉得私生活都暴露了。'你就会出风头。’她们到现在还这样说我。”丁尚彪爽朗地说,“可能我的性格比较开放吧。我跟她们说,听说纽约到处都有枪,我们都怕,对女儿不放心。因为拍这个片子,女儿从我们家走出来,一直到纽约的校门口,一路上有个团队护送她,这多好啊!我总是搬这个理由出来。就这样在矛盾中把这个片子拍完了。” 

培养女儿的义务完成了,
现在我要过自己的人生

丁尚彪今年60岁了。他在美国还是闲不下来,如今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工作。他说:“工作也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再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好。2012年,他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作奖。


但丁尚彪还是没有闲下来,凭着自己的技能在某大型酒店当厨师。


老丁打算工作到65岁退休,用自己赚到的钱周游世界。“从65岁玩到75岁,把钞票用光正好,人生也就值了。”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能和我们说说2004年你离开日本后的生活吗?


丁尚彪:回到上海后,我去一家日本企业设在昆山的工厂工作了几年,担任日语翻译。因为我很想看看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一代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状态和心态是怎样的。去了以后学到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我本来还想上电视大学,读中文专业。跑到国顺路电大去咨询了一下,除了跟专业相关的课程以外,还要学一些我认为跟中文没关系的课,所以就放弃了。 


原先我是打算在中国养老的。后来女儿在美国结婚了,叫我们一起过去。所以2009年,我和太太也移民到美国去了。 


我太太不是很愿意我再出去忙。但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才55岁,我觉得自己还能工作,而且工作也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我很想看看美国人、以及在美国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现在我在一家宾馆的意大利餐厅里做一些杂务。我身边都是老外,可以免费学英语,还能了解美国文化。我每天上下班生活很有规律,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美元。在中国,到60岁我应该退休了,但是在这里,我做一份轻松的工作还可以赚到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感到蛮开心的。 


星期日:在日本待了那么多年,刚回上海的时候适应吗? 


丁尚彪:非常不适应,我蛮怀念在日本的岁月的。而且在日本,每个人工作都很认真。但是到昆山的日资企业工作后,老实说,我有点失望。工厂里的小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工作不是很认真,也不太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我看了直摇头,现在噶好的条件,这批小青年不懂得珍惜。 


星期日:到了美国呢?刚开始语言也不通,一切还适应吗? 


丁尚彪:很累。我回上海后投资了房产,所以到美国以后,一切又从零开始了。但是我想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我有两只手,有好的身体,脑子也不坏,蛮能够学得进去的。来了以后,工作一份接一份,就没停过。我感觉美国社会还是能够接纳我的。 


想想我经历过中国、日本、美国这三个国家,觉得挺高兴的。有句话讲“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一直在想,在中国的时候,我要回食堂当炊事员烧饭,单位不让我烧。后来我给日本人、美国人烧饭去了。 


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到国外去锻炼锻炼。2012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大苹果”奖,我们宾馆就两个人评上。我心想,阿拉年龄最大,言话一句不懂,也能做到最好! 


星期日:现在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在日本的那段经历? 


丁尚彪:在日本的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假使我当时留在上海,那么肯定后来第一批就下岗了。因为我没技术、没文凭,个体户也不敢做,很难有发展。现在大概拿着两千多块的退休工资。我们家住的房子到现在还没有拆迁。女儿结婚的话,要么男方有房子,不然只好楼上的阁楼给他们待待了,就像当年我父母给我的一样。 


我今年回来,和过去一起在安徽插队的同事聚会,大部分人都过得不太好。即使是复旦附中出来、噶优秀的人,有的当年留在安徽工作,工厂倒闭后回上海生活,每月拿小县城几百元的退休金,过得很艰难。 


可以说,当年是朋友用“日本马路上可以捡彩电”吸引了我。那时单位里卡我,也给了我一记强心针。而且这一针是长效的,过了这几十年还有用,让我只要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拼命抓住它。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可能我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人活着就要争口气啊! 


我出去了以后意识到,什么都要靠自己创造。日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让我赚到了财富,也让我开阔了眼界,学到很多东西。 


星期日:我们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很多人对当年去日本留学打工的经历欲言又止,考虑再三后还是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好像有难以言说的痛苦和坎坷。这是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你能理解他们吗? 


丁尚彪:我完全理解。首先,很多人的出国愿望和到日本后的实际状况有天壤之别。比如我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医生、公务员,但到了日本后却去扫地、洗碗,当建筑工、陪酒女。这种巨大的落差,回国后是难以启齿的。其次,痛苦还来源于跟家人的分离,感到举目无亲。一些年轻人以前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点点小事体就可以使他们轻易打道回府。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有个朋友,有一天他跟我讲:“我女儿从来没跟我讲过话,这次打电话回去,她说:'爸爸,我老想你的,你快点回来吧。’我一听,眼泪水都要下来了。”过了两三个月,他说他要回去了,“没想到女儿噶懂事情了”。我说“你回去就不好再回来了”,他一定要回去。没想到过了两年,他和老婆离婚了,又带了个女的偷渡过来重新开始。但是因为隔了两年,日本的人际关系都断掉了,重新找工作很困难。后来那个女的去陪酒,跟别人好了,和他也分开了。 


我在上海的时候,每年都组织北海道的同学聚会一次。当时有一部分人就不肯出来了。可能对他们来说,大家在一起有痛苦的后悔感。我们那一批同学里,回来最早的只在日本待了一两年,把债还掉,抱了台29寸的电视机就回来了。回到上海后,原先的工作已经没了,只好一直打零工。他们可能觉得在日本混得不好,在上海也没混好,没有实现当初的目标。 


星期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会怎样?还是按照你的性格,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丁尚彪:(思考了一会儿)实际上我一到日本,就跟我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了。我本来是想好要走正路考大学的,可是一到那里梦想就被颠覆了,走了歪路。客观来讲,我到日本去是相当痛苦的经历。尤其是最初的半年,对日本社会还没有适应,自己的身份就没了。 


我刚“黑”掉的时候,曾经半夜拎着箱子去投靠朋友,谈了几句话就被赶出来了;曾经因为活没干好,被店长一掌打出鼻血……这才叫不堪回首吧。大多数人不会碰到我这样的情况:语言不会,又没有身份,举目无亲,警察还要抓。当时的确相当艰难、痛苦。但这也促使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人生。 

主要还是看自己怎么想这个问题,怎么认识自己所得到的东西。虽然遇到很多艰难和波折,但是我不仅赚到了钞票,也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这样想就好了。其实到日本去,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磨炼机会。 


星期日:你在日本的时候想家吗?会感到孤独吗? 


丁尚彪:我在淮北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吃过苦中苦了,所以到日本后并没有感到孤独。如果我没有插队落户这段经历,肯定坚持不了。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想家,后来就回去了。很少有人在日本待到8年以上,最多待5年。 


星期日:你和家人十多年里为着共同的目标一同努力,但也因此不能像普通人家那样生活在一起。你怎么看待“家”这个概念? 


丁尚彪:实际上,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想想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能把老婆小孩带了跑吗?当看到他们住进老红军楼时,又很羡慕。人就是要为了自己的目标向前走。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必须有舍也有得。 


星期日:对于去日本这个决定你后悔过吗? 


丁尚彪:从我踏进日本,做了一个礼拜生活(工作)以后,就没有后悔过。因为我感到在日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 


我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开过家庭,所以没有那么想家。包括现在我和太太也是两地分居。她在休斯敦帮女儿带孩子。 


星期日:太太适应美国的生活吗? 


丁尚彪:我太太性格比较内向。现在外孙3岁,正好是最好白相的辰光,所以她帮女儿带外孙,也觉得蛮开心的。 

丁尚彪幸福的一家

人家都说,我们女儿现在条件噶好,待在一起不是蛮好?女儿那边买了一栋别墅,环境非常优美,家家门前弄得像花园一样,天天割草,后院还有游泳池。但是没人的,我跟外孙在外头走一个钟头,碰不到一个人走路,都是汽车在跑,太厌气了。我觉得在那里没有生活,要变老年痴呆症的。我现在住的法拉盛是华人聚居地,生活上非常方便。 


我们这代人跟小孩子毕竟是有代沟的。我们把在农村插队时的生活方式带过来了,年轻人呢,已经习惯美国生活了。所以还是分开住比较好。而且我不想用子女的钞票,我花自己赚的钱,也是减轻她的负担。我太太的医疗保险,也是我所工作的公司帮她付掉的。 


星期日: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丁尚彪:我觉得我培养女儿的义务已经完成了,从现在开始要过我自己的人生。空下来的时候,我就给报纸写写文章,去听免费讲座,把年轻时没看过的书都看一看。看到我小学生水平写出来的东西,也能在美国华人大报上占有一席之地,跟人家拼一记,很有成就感!这里可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很多退休老教授在写东西。著名的国家一级编剧、作协会员任彦芳就是我们中文笔会的老师。

丁尚彪尝试写作并成功在纽约中文报纸上发表文章

美国这边是65岁退休。我准备一退休就快点出发,用我自己赚到的钱周游世界。欧洲我还没去过唻!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地方还没去。我准备从65岁玩到75岁,把钞票用光正好,人生也就值了。


文章作者:星期日周刊记者韩小妮、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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